A: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过完整个春天，我发现每天起床以后的生活就是吃早饭，然后在九点吃点心，十一点吃中饭，下午两点喝下午茶，四点吃点心，六点吃晚饭，九点吃夜宵，接着睡觉。当年冬天，我到香港大屿山看风景，远山大海让我无比激动，两天以后在大澳住下，天天懒散在迷宫般的街道里，一个月后到尖沙嘴看夜景，不料看到个夜警，我因为临时护照过期而被遣送回内地。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而老夏没有目睹这样的惨状，认为大不了就是被车撞死，而自己正在年轻的时候，所谓烈火青春，就是这样的。当年春天，时常有沙尘暴来袭，一般是先天气阴沉，然后开始起风，此时总有一些小资群体仰天说：终于要下雨了。感叹完毕才发现一嘴巴沙子。我时常在这个时刻听见人说再也不要呆在这个地方了，而等到夏天南方大水漫天的时候又都表示还是这里好，因为沙尘暴死不了人。